品生活|四圣贤之——孔子的委屈

摘要: 孔子在其有生之年里只是众多哲学家之一,而且并不是最成功的一位。


孔子在其有生之年里只是众多哲学家之一,而且并不是最成功的一位。但是由他开展的“儒家”则持续两千年之久,一直是中国思想的主导力量。

 



“正统经典”的成型

儒家从其诞生伊始至清末封建王朝破灭,期间的发展大至分为以下几个阶段:


孔子精神在《大学》与《中庸》二书中得到最美妙与最清晰的展现。《论语》中的格言更接近孔子思想,甚至录下了他的部分言语,但却过于简短、残缺,并且可以作多种不同的诠释。这些格言就像苏格拉底以前某些哲人的断简,本身立意完备,但是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性。这些格言放在系统的形式中,可以充实概念架构,但是难免损及原始的丰富内含。在孔子后继者的书中,他的思想变得更清楚,但同时也受到较多限制。



随后,出乎意料之外的事发生了。继秦之后的汉代(公元前206年~公元220年)尊崇儒家。他们诉诸孔子精神,来为国家权威辩护,其实这些作为与孔子本人并无关系。孔子所知道的只是封建城邦,传承中的儒家思想结合了实际力量,展示了新的思想格局。知识分子成为政治体系的成员之一,他们发展出一套正统观念,排斥异己;儒家学说成为训练官吏的一套教育体系;儒家成为国立学校,传授治术与维护正统。



宋朝(960年~1276年)时期的儒家进行了更多方面的发展,尤其是侧重形上学与自然哲学的一派。同时,他们根据孟子思想建立了一套正统经典。到了清朝(1644年~1911年),儒家正统得到进一步加强,形成教条的形式。欧洲人长期以来一直相信中国人所谓的“中国自古即是如此”;直到汉学家重新厘清了中国历史的惊人内容,真相才告大白。


因此,儒家就像基督教与佛教,曾经在历史的长流中经历许多转变。等到官方正式接受孔子思想时,孔子的原貌早已模糊了。儒家的历史俨然是一场长久的奋斗史,在精神方面争取正统地位,在政治方面争取知识阶层的主导地位。这样的儒家实已成为藩篱,文化史上许多伟大的艺术、文学与哲学运动都在自觉或不自觉的状态下,努力突破这一藩篱。在文化生命陷入低潮时,儒家正如西方的天主教也难免随之衰退。但是它也曾达到精神上的高峰,正如天主教有圣多玛斯(Thomas Aquinas,1225年~1274年),儒家也有朱熹(1131年~1200年)。

 


渐离本源的退化


任何更高的冲动都会为自身带来危险。儒家数十世纪之兴盛趋于退化,已经使得某些人将责任推到创始者身上,这当然是十分错误的。他们辩称孔子的思想是“反动的”,崇古取向、僵硬不化、残害人命;它闭眼不看未来,因此瓦解了一切创新的、活泼的、进步的力量。



孔子对人性之单纯热诚的意念,被转化为效益主义的思想,结果造成只知炫耀学问的实效主义,完全无视人格的独立价值。


“礼”与“仁”之间的张力所隐含的自由规范,被转化为教条式的礼仪。礼若不以仁与“一”为其根基,就只能沦为外在行为的刻板法则。礼在孔子而言是一种温和的力量,现在却演变为严谨的形式与强加于人的法律。它混杂于品德与规章的体系中,冻结一切人际关系。


思想的开放性,退化为教条理论。例如,性善与性恶的争辩,礼能使人导入善途或者只是复其善性的争辩。孔子并未暗示这一类争辩,除了上智与下愚之外,人皆有可能发挥自身的潜力,关键在于“习”(实践)。但是,现在竟以理论为较量之地。这些理论之争,在孔子看来无关宏旨,事实上也并无定论。



原属内在行动之知识,退化为记诵之学。儒生阶层随之而生,不以高尚人格为务,徒重形式上的学习,靠着一套考试制度来维持特权。孔子心目中的古代知识,是每一个人必须自行求取的规范。到了儒学末流,就只是研读古籍与先贤作品;学生并未消化古代智慧,只是学习如何模仿。学派训练所产生的正统学问与人生整体失去联系。


以上几点事实对中国历史颇有影响,但是还不能完全抹煞儒家的本源。孔子本人在儒家的整体发展过程中,仍然保持鲜明形象与重要地位,人们总在不断回溯这位伟大的权威。弟子可以自由批评他的行为,但是仍然对他景仰有如日月;若无日月,人将无以为生。孔子卒后,弟子按祖先崇拜之礼,在他坟前祭祀,稍后更立庙纪念。



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末,史学家司马迁曾至鲁国亲访孔子庙堂,归来写道:“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,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。当时则荣,没则已焉!孔子布衣,传十余世,学者宗之。自天子王侯,中国言六艺(六经)者,折中于夫子,可谓至圣矣!”(《史记·孔子世家》)。演变到后来,祀孔之庙遍立于中国。直到二十世纪初期,孔子还被公然说成是神。孔子在世之时只愿做一个人,甚至不以圣人自居,随着历史的演变,孔子最后竟被尊奉为神,这其间的委婉曲折实在令人低回不已。
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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